青涩年华：一段关于生命、成长与朦胧情愫的回忆

“青涩年华”这个词，常被用来形容涉世未深、纯洁真挚的少男少女。对我而言，它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特有的、带着保守与澄澈的美。回望那段岁月，情怀似梦；如今细数往事，又如歌般在心头回响。在这个喜欢怀旧的年纪，用文字记录下这段刻骨铭心的历程，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宣泄。

**一、生命的起点与童年的烙印**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出生在南昌师范学校旁小巷的出租屋里。父母当时分别在省师范学院和市师范学校求学。由于早产、先天不足，加上母亲缺奶，我体弱多病，终日哭闹。在“早产儿应尽量母乳喂养”的医嘱下，父母不得已将我送到清江县农村的外婆家。

那时，外婆正为不到一岁的小舅舅哺乳。为了挽救我脆弱的生命，她毅然提前给小舅舅断奶，让我接力吸食残存的乳汁。这段惊心动魄的亲情传递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后来，我将这段经历写进作文《我的外婆》。高中语文课上，当唐老师声情并茂地向全班朗诵时，我热泪盈眶。

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，我从小体弱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身体发育的关键期又遭遇国家困难时期。这导致我到70年代中期，身高定格在一米五七左右，成了一个“小个子”。

**二、成长的孤独与家庭的庇护**

先天的不足让我瘦小孱弱，时常遭遇旁人的鄙视与嘲讽。性格因此变得胆小慎微、内向孤僻，甚至一度口吃。因为不合群，我常独自捧着小人书，或蹲在地上用木棍涂画。个别孩子会欺负我，抢书、踩坏我的“画作”，我也不计较。时间久了，大家觉得无趣，便不再理我。

在家里，作为长子，我得到了父母格外的呵护。即便家庭困难，在分配资源时也总是优先满足我，仿佛想弥补因他们“不慎”而给我带来的身心创伤。

**三、下乡插队：从城市青年到田间劳动者**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的前途和婚姻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。1974年高中毕业后，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。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父亲，担心我身体单薄无法承受农村艰苦，便设法避开集体下放，通过关系将我单独插队到新建县石岗镇城郊的李家村生产队，并安排在一户条件较好的村民家搭伙住宿。

从此，我这个懵懂的城市青年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我和村民一样下田劳动，赚取工分。插秧、除草、收割……各种农活都干过。特别是春插、双抢、秋收时节，早出晚归，从不落下。日复一日的劳作，让我晒脱了几层皮，被蚂蟥叮过，甚至被田埂上的毒蛇咬过。汗流浃背、腰酸背痛是日常的磨练。

所幸，我得到了乡亲们无私的关怀。房东一家待我不薄，收工后能暂得休息。劳动中，有人主动教我技巧，照顾我干轻活。逢年过节若不回家，总有村民端来荤菜鸡汤。那份淳朴的深情厚谊，让我感动不已。

我也见识了农民们的勤劳与乐观。他们古铜色的脸庞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精神。劳动间隙，有人哼唱民歌、讲笑话，青年男女打情骂俏，长辈们则适时调侃，苦中作乐的氛围极大地缓解了疲劳。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丰富多彩。

**四、独居祠堂：挑战与温情并存**

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多，因房东儿子结婚，我不得不搬出。生产队长将我安置在村里一个兼作低年级小学的老祠堂里，清出一个小仓库让我住宿做饭。我买来煤油炉和铁锅，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。

独居的日子更加辛苦，精神负担也重。祠堂离村子有段距离，门前有池塘，宛如孤岛。夜深人静时，房梁上老鼠窜动，窗外蛙声与野猫哀鸣交织，让我恐惧得难以入眠。一日三餐更是难题，从未做过饭的我起初手忙脚乱，烟熏火燎。原房东得知后，立刻赶来手把手教我，助我度过难关。

每月回县城探亲时，我向父母倾诉了烦恼。父亲随即亲自来到公社，找到当初帮忙的书记说明情况。书记很重视，当即与父亲来到我的住处，找来生产队长协商重新安置。考虑到我胆小体弱，他们最终决定让我与两位在本队插队多年的上海知青——小鲁和小杨同住。他们当时正在新城建筑工地打工，住的是工地附近闲置的砖木平房，宽敞明亮。我们白天各自劳作，早晚在机关食堂搭伙。我对这个新安排十分满意。

**五、老街相遇：书香门第与青春悸动**

新住处离村庄约四里路，途中经过一条老街，公社就在老街尽头。有一次，父亲下乡检查工作，将我带到老街一户人家门前。开门的是一位面色黑里透红、年近六旬的余老师，他是当地文化站的负责人。父亲向他介绍了我。

余老师的家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书香门第，墙上挂字画，柜中摆瓷器，通顶书橱里各类名著琳琅满目。家中还有他的老伴钟老师（一位小学教师）和正在读高二的女儿余倩。余老师夫妇四十多岁才得此女，格外宠爱。余倩在紧张学习之余，主动操持家务，烧菜做饭是一把好手。她端庄温柔，笑容甜美，举止间透露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良好的教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