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门神到时代画卷：品读年画中流淌的家国情怀

随着2024年甲辰龙年春节临近，年味渐浓，我不禁回想起童年在外婆家贴年画的温馨场景。在赣西的乡村，除夕清晨，外婆熬好一锅浆糊，舅舅捧出春联与年画，而我则提着小桶，欢天喜地地跟着他屋里屋外地张贴。那时的年画，位置与内容皆有讲究：大门上贴威武的秦叔宝、尉迟敬德武门神，院内的房门则贴“天官赐福”等文门神，再往里，还有迎接门童的喜庆画对。这不仅是装饰，更是一套寄托着驱邪纳福愿望的民间仪式。

时光流转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参加工作后再次回到外婆家贴年画，却发现年画的面貌已悄然巨变。题材从传统神祇转向当代生活，出现了《春之歌》、《希望在田野上》等作品。尤其是一幅《祖国啊，母亲》，深深吸引了我。画中一位华侨女青年站在金水桥上，背景是天安门与和平鸽，笑容灿烂，充满自豪。其细腻的笔触、明快的色彩和崭新的时代气息，让我这个刚成为中学美术老师的人赞叹不已。更让我震撼的是，这些精美年画的作者，都来自江西本土。从那时起，一个成为画家的梦想在我心中生根，并最终在1997年得以实现——我成为了江西省美术家协会的一员。

命运的安排巧妙而温暖。我任教的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，旧址正是当年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。那些我仰慕的年画作者，曾在此工作创作。2003年，我有幸借调至江西美术出版社参与教材编写，与刘熹奇、邱玮、徐福根等画家朝夕相处数月。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亲切的大家风范，令我受益匪浅。临别时，社里赠送的《江西年画》画册，让我得以系统品读其中深沉的家国情怀。

最意想不到的缘分在二十年后到来。我与《祖国啊，母亲》的作者、著名画家刘熹奇老师在上海重逢。我们从仰慕与被仰慕的师生，成了畅谈艺术、互赠画册的知心好友。这份跨越时光的情谊，正是源于对年画艺术共同的热爱。

**年画：从古老民俗到时代记录者**

年画艺术源远流长，起源于汉代的门神画，发展于唐宋，明清时期随着春节习俗的普及而鼎盛。它最初承载着驱邪避凶、祈福迎祥的朴素愿望，如“门神”、“福禄寿三星”等。全国形成了苏州桃花坞、天津杨柳青、山东潍坊三大流派，风格各异。

然而，年画从未止步于传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一场由中央政府倡导的“新年画运动”拉开序幕，赋予这门古老艺术崭新的使命。江西在这段历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1949年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《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》，其起草者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蔡若虹，正是江西九江人。这份文件激发了全国画家的创作热情，江西美术工作者积极响应，开始用年画宣传革命胜利、新中国建设与新生活。

**江西年画的辉煌篇章：本土题材与时代强音**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江西年画迅速找到了自己的特色道路——深耕红色题材，尤其是“井冈山”精神。施绍辰的《井冈山上话当年》（1965）以扎实的油画功底一鸣惊人，影响了包括少年刘熹奇在内的一代人。随后，一批紧扣时代的作品涌现：刘称奇的《北京的声音》（1973）描绘孩童收听广播，寄托对首都的向往；刘熹奇的《闪闪红星传万代》取材同名电影；还有众多描绘毛主席在井冈山、妇女绣红旗、少先队员接受革命教育的作品。这些作品将时代精神融入民间形式，屡次入选全国美展，使江西年画崭露头角。

七八十年代，江西年画在技法上积极创新，学习当时流行的上海“月份牌”画风，人物更加细腻真实。出版发行也达到高峰，单幅作品发行量可达百万份，年出版种类多达250种，年画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。

**创新突破与全国瞩目**

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，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。题材更加广泛自由，深刻反映改革开放的新气象。1984年，在时隔三十余年的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中，刘熹奇的《祖国啊，母亲》荣获一等奖，该作同年还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中获得银奖；他的另一幅作品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获二等奖。一人独揽两项大奖，成为艺坛佳话。此后，江西年画在全国性展览中屡获金奖、铜奖，捷报频传。

技法的创新是成功的关键。刘熹奇首创的“透明水色”技法，摒弃碳粉打稿，直接以透明水色作画，使画面色彩格外鲜亮、透润清新。这一突破，代表了江西年画在艺术语言上的成熟与自信。

**传承与展望：年画不会消亡**

尽管随着生活方式剧变，传统年画逐渐淡出许多家庭的厅堂，但它所承载的文化记忆与情感价值从未褪色。年画是民间艺术、时代镜像，更是家国情怀的视觉载体。它的“衰退”或许只是转型中的低潮。我们看到，仍有一大批艺术家在执着探索，尝试将当代审美融入年画创作。

从外婆家的门神，到记录社会变迁的时代画卷，年画始终与家、国命运紧密相连。它不会消亡，只会在新的时代里，找到新的语言，继续讲述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永恒向往。这份流淌在色彩与线条中的家国情怀，正是我们文化血脉中温暖而坚韧的力量。

（2024年1月20日于上海）